性别迫害始于何时？恐同的殖民根源

路易茨·莫特在抗议总统博尔索纳罗的集会上，他身后的横幅上书“博尔索纳罗，大屠杀”字样，2021年6月，萨尔瓦多| 图片（局部）: 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档案馆

巴西人类学家路易茨·莫特是拉美酷儿民权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研究中指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性别迫害与这片大陆上的殖民化的开端相重合。

文 / 安娜·阿兹维多（Anna Azev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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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的一天，人类学家路易茨·莫特（Luiz Mott）和男友在位于巴西东北部的萨尔瓦多波尔图达巴拉（Porto da Barra）的海滩上眺望落日。这时，一个男人袭击了他，打了他的脸，“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我，在这之前我从未挨过打，尤其是成年以后，更没有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挨过打。”莫特说。这次暴力事件敲响了警钟：“于是我们不得不组织起来，以确保自由实现我们的性和权利。”这位学者回忆道。 

这年年初，莫特刚刚从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巴伊亚联邦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席。他的行李中放着一篇当时刚刚动笔，尚未完善的关于拉美宗教裁判所时期性别迫害的论文。这次遇袭让已身为教授的他重新对相关文献产生兴趣，随之开始对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档案展开深入研究。“我想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一种理论支持，用历史和人类学的真相向那些无法容忍同性恋行为的人们证明，同性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同时我也想阐明恐同的殖民主义根源。”莫特说。

父权社会的禁忌

在对葡萄牙里斯本东波塔国家档案馆（Torre do Tombo）内保存的神圣信仰教理部（Heilige Kongregation）卷宗进行了细致详尽的研究后，一部拉美人类学的先锋著作诞生了。莫特在书中揭示的真相打破了一项在父权社会中沿袭了五百年的讳莫如深的禁忌：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同性恋是自由的。无论如何，他的这一研究推翻了“新大陆”的同性恋行为是随着殖民者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论断，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殖民主义体系如何发展出了对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的非异性恋关系的打压，直到今天，这种打压仍在以恐同的形式延续。

“恐同是男性沙文主义和奴隶制的产物”

1492年，第一批欧洲人入侵美洲，由此邂逅了在性方面无拘无束的原住民。这批最初的旅行者撰写的报告，是反映该时期土著人风俗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印度群岛通史与自然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1535）一书中，西班牙编年史作家贡萨罗·费尔南德兹·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描绘了从加勒比到哥伦比亚的广大领域内，当地人如何百无禁忌地尽情体验着被欧洲人笼统斥为“鸡奸”的性行为。卡米尼亚的佩罗·瓦兹（Pero Vaz de Caminha）也在向葡萄牙国王报告葡萄牙征服者抵达巴西的信中，描述了土著女性如何赤身裸体，丝毫不羞于展示其身体的情形。当时主要生活在巴西沿海一带的图皮南巴人（Tupinambá）有着自己用来指称同性恋者的专用语：“tibira”指男同性恋，“çacoaimbeguira”代表女同性恋。著名的《玛雅手抄本》（Maya codices，约1230年）中也同样提到了同性间的性行为。

大男子主义与极端暴力

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社会中，统治者即异性恋白人男性仅占总人口的20%，为了对黑人、原住民和以拓荒者身份移居此地的白人男性和女性进行管控，殖民当局不惮采取极端暴力措施，强制实施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国王颁布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无一不建立在对个体的恐吓、压制和迫害之上。

同性恋被国王视为亵渎王权的罪行，同时也被教会视为“令人厌恶”且难以启齿的罪孽。在对“鸡奸者”施加的迫害中，宗教裁判所无疑扮演了罪魁祸首的角色。“与黑人或土著通奸即是打破了殖民制度所要求的社会区隔禁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含的侵略和征服，导致了男性沙文主义的产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属和葡属美洲国家，男性沙文主义要比在伊比利亚半岛表现得更加猖獗。恐同是大男子主义和奴隶制的产物。”莫特说。

宗教裁判所 | © wikipedia.org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内容最完备的审讯卷宗都出自宗教裁判所。莫特研究了四千份公告，其中涉及283名被控犯有鸡奸罪的巴西人或在巴西定居的葡萄牙人，这些人或遭流放，或被处以在桨帆船上划桨的苦役。尽管没有任何一名巴西同性恋者被处以火刑，但莫特的研究至少证实，在巴西殖民地曾有两位同性恋者被处死：1613年，法国侵略者在马拉尼昂州的圣路易斯（São Luís do Maranhão）把一名图皮南巴男同性恋绑在炮口上，将他的身体炸成了碎片；1678年，塞尔培吉德雷市（Sergipe del Rei）的一个年轻的奴隶因犯鸡奸罪而被鞭笞至死。莫特称，相比之下女同性恋遭受的迫害并没有这么严重，1649年，宗教裁判所将“女同性恋”一项从鸡奸罪目录中彻底删除。 

拉丁美洲的同性恋

“同性恋要求正义“：路易茨·莫特与一名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成员在萨尔瓦多法院门前抗议针对酷儿的仇杀，1995 | © 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档案馆

“同性恋不是病”：路易茨·莫特和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成员在萨尔瓦多法院门前抗议当局肆意拘捕跨性别者，1998 | © 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档案馆

路易茨·莫特的拉美同性恋研究也为巴西的同性恋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80年2月，在萨尔瓦多遇袭短短几个月后，这位人类学家就与另外十七人共同创立了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Grupo Gay da Bahia)，该团体是拉丁美洲历史最久且仍在活跃着的酷儿民权运动组织，在其影响下，巴西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譬如将“同性恋”一词从国家医学委员会公布的疾病名录中删除；而在1985年之前，异性恋以外的性向一直被归入性变态和精神错乱一类。

如今七十五岁的莫特还记得，当时人们把各种不同性向的人都统称为“gay”。而在过去的四十一年中，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的工作之一便是为1990年以来仅仅因其“不符合由社会强制规定的、以二元异性恋和顺性别规范为基准的行为模式” （见2020年该组织发布的报告）而死于暴力的酷儿建立档案。

仇恨言论

路易茨·莫特在萨尔瓦多议会庆祝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被批准成为公益组织的活动上，1985年 | © 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档案馆

重新审视巴西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直到独立前夜，同性恋才随着1821年宗教裁判所的终结而不再被定义为犯罪。“这是巴西在同性恋民权运动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莫特说。然而即使在新的法律框架下，对同性恋的迫害却未见减少，尽管公民社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如恐同入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认可个人拥有自主选择姓名的权利，性别平等，但巴西仍然是全世界酷儿社群内凶杀发案率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作为巴西同性恋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莫特警告说，针对酷儿的仇恨言论在过去两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就连总统也公开宣称，‘我宁愿我儿子死掉也不愿他是同性恋。’几百年来，这样的歧视性话语从北到南在整个巴西不绝于耳。”对于当前的这种状况，整个社会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即使是丧心病狂的宗教裁判所在巴西也从未对同性恋处以死刑，相比之下在今天，关于同性恋者因暴露性向而惨遭杀害的新闻报道却屡见不鲜，莫特警告说。

路易茨·莫特（Luiz Mott）：人类学家，拉美最著名的性自由活动人士之一，1980年创立非政府组织“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该团体是拉丁美洲历史最久且仍在活跃着的酷儿民权运动组织。莫特1946年生于圣保罗，毕业于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后取得巴黎索邦大学民族学硕士和坎皮纳斯大学人类学博士，1978年起在萨尔瓦多任教，退休前曾任巴伊亚联邦大学人类学教授与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导师。莫特作为巴西民族性学研究领域的先锋发表了大量专著，其中包括《奴隶制、同性恋与魔鬼信仰》（Escravidão, homossexualidade e demonologiaÍcone，1988），《巴伊亚的同性恋：生物学辞典》（Homossexuais da Bahia: dicionário biográfico，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版本, 1999），《同性恋：神话与真相》（Homossexualidade: mitos e verdades，巴伊亚同性恋人权组织版本, 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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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阿兹维多（Anna Azevedo）出生并居住在里约热内卢，记者，电影导演，视觉艺术家，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巴西文学硕士，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电影系硕士。她拍摄的影片和视频介于纪录片、虚构影片和诗意实验之间。电影及视频作品见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伦敦萨姆塞特宫，曾在蒙得维的亚双年展、柏林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和HotDocs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展映。她与2020柏林电影节论坛合作策划了在柏林当代艺术中心（Savvy Contemporary Gallery Berlin）举办的姆比瓜拉尼（Mbya Guarani）原住民作品展“一位寻找无“邪”国度的瓜拉尼妇女的来信”（Letter from a Gurani In Search of the Land Without Evil）， 曾获柏林兵工厂电影及录像艺术学院（Arsenal-Instituts für Film und Videokunst Berlin）“在线档案”项目（2019）与伦敦Rio Art Occupation奖学金。2006年凭借短片《柏林舞会》（Berlin-Ball）获柏林电影节今日天才营奖；2008和2017年携作品《德雷兹尼察》（Dreznica）和《寻找无“邪”国度》重返柏林电影节。迄今为止已拍摄14部中短片和两部长片，文章散见于为《洪堡》《拉美当代》等杂志。

原标题：《恐同的殖民根源》

翻译：史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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